【人物】外媒对话李德仁：武大学子足迹遍布全球

李德仁教授，中国地图标注顶级学府的领军人物，他花了数十载光阴，致力于加强地图标注界的国际合作，特别是摄影测量法和遥感领域。GIM杂志的总监DURK HAARSMA对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地图标注业泰斗，进行了一番采访,李教授慷慨地将他的成功经验传授给世人，DURK HAARSMA对李教授赞不绝口，夸他是个沟通的好手。

DURK HAARSMA：武汉大学在地图标注行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，远超乎人们的所知，您怎么看?

李德仁：我们培养了很多的年轻人，每年大概有600名大学生、400名硕士生以及200名博士生。离开武汉大学后，他们去工作，足迹遍布全世界。很多尖子生去了日本，与东京大学的Shunji Murai教授共事，或者去了澳大利亚，与墨尔本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John Trinder教授成为同仁，我也曾在那里工作过。前些年，我派很多学生去了欧洲，尤其是在1985年我从德国Stuttgart大学毕业之后。1989年，通过参加巴尔的摩举办的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(ASPRS)大会，我与美国的高等学府建立了新的联系，这样一来，武大的学生就能以交换生的身份去美国学习了——不仅有测绘和制图专业，还有GIS、摄影测量和遥感专业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去美国，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还选择留在那里，并创建小公司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武汉大学，的确拥有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力。

DURK HAARSMA：大批优秀学生出国了，帮助了国外地图标注行业的发展，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?

李德仁：我很支持这样的做法。这将打造出一个强大的地图标注网络，不只局限于中国，还遍布全球。在1996年维也纳举办的一届ISPRS大会上，著名的Karl Kauss曾对我讲，“不要担心你的学生在全球范围内工作，这样武汉大学作为全球顶级学府的盛誉，就会传播到全世界了。”

DURK HAARSMA：全球各大高校的地图标注学专业招收的学生数量都在锐减，但唯独中国是个例外。你认为地图标注专业为什么能在中国吸引这么多年轻人?

李德仁：首先，中国在近30年，产业化发展迅猛。土地管理领域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持产业化进程及其后续发展。中国政府在建设新高速公路和高铁方面，花了大气力，在全中国这种类似的基础设施建设中，地图标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其次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，拥有13亿人，政府需要很多地图标注专家，以支持土地使用和城市规划的工作。总而言之，中国市场对地图标注的需求大，年轻人都清楚这一点。

DURK HAARSMA：在欧洲，大家都致力构建实用性的空间数据基础架构，例如通过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(INSPIRE), 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如何?

李德仁：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测绘地图标注局(NASMG)，前身是国家测绘局。十年前，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，当时我在牵头，将中国各个省市的50000份地图汇总，以支持建设空间数据基础架构(SDI)。如今这张地图每年更新，因此可以说，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走了很远了。

DURK HAARSMA：中国已经意识到地图标注的重要性，并且很快将其付诸于决策层面，你认为原因何在?

李德仁：首先，中国人口众多。地图标注技术帮助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化。其次，中国是一个易遭受灾害的国家，地震、洪灾、干旱以及其它自然或是人为灾害频发。我们使用地图标注技术，用来预防、监测灾害，并能在重大灾害的情况下实现赈灾减灾。我们竭尽全力制作出了好地图;当灾害发生之际，就可以轻松便捷地把新影像加入地图之中。出于这种目的，各个省份如今都在使用移动地图和地图标注来进行灾害管理。正是这些实际的应用，将中国的地图标注业推至参与决策的高度。

DURK HAARSMA：这么说，在中国发展经济并保障民生的领域，地图标注是一个巨大的内在因素?

李德仁：是的，非常重要。我举两个例子来进一步阐述。首先，2008年的四川地震造成几万人丧生，数百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些灾民都需要重新安置。当时，武汉大学立即派出了两架飞机去收集数据，随后将数据传回四川省政府。因此，决策者们就把遥感及摄影测绘数据当作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。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。中国的城市化，起步比欧洲或美国要晚，但发展快速，城市需要地图标注数据，大多数城市都想要使用数据模型，进行城市的规划和管理。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个城市的数据模型。

DURK HAARSMA：对于中国地图标注行业的未来，你有何构想?

李德仁：数据显示，中国地图标注行业的产值已经达到两千亿，目标是2020年增至一万亿，这种增长是基于国家测绘地图标注局的估测，由政府来规划推进的。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，产品和服务领域，无论是国内外的，都会得到极大地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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